画面鉴定是区分瓷画真伪的重要依据。

瓷画一般由画象、题款和印文三部分组成。可从四个方面进行鉴定：

1、看画面的整体品相。由于“珠山八友”作画多用上等瓷，创作时间在百年以内，因此画面一般还保持着光泽亮丽、图文清晰的特征。作伪都为让人相信其伪作是“老瓷”，往往故意作旧，使画面有的地方脱彩或模糊不清，遇到这种情况必是伪作。

2、看题款字迹。“珠山八友”瓷画是书画俱佳的作品，虽书法落款各人风格不同，但留在作品上的文字都是纯熟流畅，挥洒自如的。如果出现字迹大小不一、字型生硬拘谨的落款，十有八九是伪作。另外还必须注意，作品中偶然也会出现简化字，但机率很小，如出现建国后的简体汉字，这是作伪露出的马脚。对于“珠山八友”各人的书法风格，必须在实践中认真研究，仔细观察，逐步掌握。但有四点必须注意，一是瓷画上的落款多为“珠山八友”亲书款，除王琦外，其他人有少见的代书款，一般是弟子或友人代书。二是几个人配画的作品，有时由专门一个书写落款。三是同一人不同作品上的字迹，在字体大小、笔画粗细、草行变化等方面会有一些差异，不会都是千篇一律，如汪野亭在不同时期的题款书法有较大的不同。四是少数作品只有印文，没有题款，王琦的早年作品中多见。

3、看干支纪年款。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大多以干支纪年款来说明创作时间，少数也有写“民国几年”的，还有无纪年款的。第二代的“珠山八友”十位瓷画名家，活跃在画坛一般都在三十年左右，寿命不足60岁的有六人，六十岁以上的仅四人。有些作伪者不熟悉“八友”的生卒年分，仿制时随意选取一个干支凑数，为我们辩伪提供了一个机会。凡是见有“八友”卒后的作品，必定是伪作。去年江苏一拍卖行出拍汪氏二幅条屏山水，初看绘画风格基本相似，落款为甲申年即1944年，汪氏于1942年去世，显然不是真迹。

4、看绘画风格。这是鉴定的重点和难点。绘画风格要从“珠山八友”作品的共性特征和各人的个性特点二方面进行分析：

先说共性特征。“珠山八友”瓷画的共性特征是他们的作品既是商品又是艺术品。瓷画的商品性主要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上。“珠山八友”都是绘瓷艺人，民国时期，他们以画为业，卖画为生，一生勤于笔耕，首先是为了生计。他们的作品与明清官器专供皇宫大臣使用不同，而是面向社会的广大民众，因此作画必须根据当时的人文时尚，选取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，如人物中的八仙罗汉、鱼樵耕读、历史典故等；景物中的鸟语花香，秀美山景、松、竹、梅、鱼等，走兽中的鹿寿松贞、金猴嬉戏、林中虎啸等。都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心理需求。瓷画的艺术性主要反映在作品的思想情感和创作技法二方面。“珠山八友”都是艺人出身，他们师从名人，勤奋好学，立志创新，在瓷画艺术创作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，与当时红店艺人不可等同看待。红店的瓷画一般都是水平不高的工艺品，而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都是出众的艺术品。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传统工艺精雕细刻的束缚，冲破了当时红店构廓细描的技法，吸取了历代名人画中的营养，以自己的创新理念，把思想情感融入画作中，以形写神，形神并举，使作品富于艺术感染力。在绘画技法上，精心构思，合理布局，采用工笔与写意结合，勾勒与涂沫交错运用，一气呵成。使作品挥洒自然、气韵生动，山水秀逸，人物传神，花鸟富有灵气，一看便知大家风范。诗画合壁也是他们作品的一个共性特征。以画配诗，以诗点明画意，互相映衬，相得益彰，使瓷画的艺术效果表现得更加完美。

再看个性特征。“珠山八友”各有自己的从师经历，绘画情趣，人生变化，他们在强烈的创新意识支配下，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绘画风格。但由于目前人们对“珠山八友”画作的了解不多，研究不多，一切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因此对他们个性特征的评估宜粗不宜细，还没有搞清的东西，不要轻下结论，对局部的特征，不要说成整体特征，否则以点见面，以点盖面的两种可能都会存在，给人们造成误导。如有资料中这样叙述：邓氏画鱼一般为二、三尾，徐氏画竹一般是溪旁一高一低二石中斜出几枝，这种叙述，仅能反映作者部分作品的特征，决不是全貌。邓氏画鱼亦见五、六尾、七、八尾的，徐氏画竹也见有溪边奇石中错落有致、浓淡相间的小片竹林。下面就目前对“珠山八友”个性特征比较一致的看法分述说明：

20世纪，景德镇陶瓷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。流派奇峰突兀，风格争奇斗妍。从浅绛彩到粉彩，从写意青花到综合装饰，从民间青花到现代陶艺，薪火相传，谱写了瓷都的时代主旋律。如果说“珠山八友”奏响了瓷艺文人画的新乐章，那么从艺60年的王大凡，乃乐章中最强劲的音符之一。

王大凡(1888—1961)，名堃，号希平居士，又号黟山樵子，斋名希平草庐。

王大凡早年的人物画多是富贵寿考、伏虎罗汉、八仙图等，晚年的人物画以木兰从军、闻鸡起舞、岳母刺字等内容为多，注重作品的时代性。模仿品以其20世纪30、40年代的人物画为多，也有少量50、60年代的作品。从王氏人物画笔墨特点来看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：

一是用笔用线遒劲，似传统线描法中的高古游丝描、铁线描一类，多是中锋用笔，朴拙、厚实、圆润，章法别致，有装饰味，这是王大凡与王琦侧锋用笔画人物画的最大区别。而模仿品勾线难学其骨，少圆润劲拔之韵味，有的中、侧锋并用，不得要领。

二是人物脸部刻画细腻，讲究明暗变化，有西画中的素描关系和光影变化，晕染手法独特，立体感强。王氏画仕女以“丹凤眼”、“樱桃嘴”冠之，特点鲜明，并形成一种惯用的程式。

三是人物画背景多勾描葱郁林木，竹石茅屋，野卉山花，染色青翠，草绿、翠绿、深绿几个层次明显，笔法一丝不苟。

王大凡在浅降彩的基础上，独创了“落地粉彩”技法，很符合改革了浅降彩的设色，使浅降彩法画起画回生。王大凡在长达六十年绘画生涯中，兼工带写，构思严谨，用笔流畅，飘逸，其代表“布袋罗汉”，形态逼真，神情庄重慈祥，其动感飘逸，用笔如吴带当风，行云流水。把一个放下包袱何等自在逍遥的和尚刻画的惟妙惟肖，出神入化。

纵观王大凡一生的创作，题材多选择具有文化底蕴内涵的民间故事，民间故事承接着古代人们智慧与文化，王大凡＂借故＂在不同背景下表现出当代人文精神。正是这份＂雅＂与＂俗＂，文雅民俗的雅俗文化兼并，让王大凡的艺术作品大放异彩，博名至今。

王大凡的《梁红玉击鼓战金山》粉彩瓷盘，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。他用斧劈法突出了金山的一角，远景是隐约可见的逶迤山岗，近景是梁红玉所指挥的只露出船头的战船，船身、船尾都让山峰挡住了。那战船盘旋荡起了波澜的近水和平静如镜的远湖，形成动与静的鲜明对照，旨在突出战争场景的辽阔、宏大，从有限的画面之中传递出无限的信息，在画意、画蕴、画境诸方面，作出了可贵的探索。历史典故人物画，堪称人物画家王大凡艺术生涯的一大亮点。

明清两朝皇家重视景德镇陶瓷生产，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物力，保征了皇家官窑景德镇陶瓷的质量，在 景德镇陶瓷的胎体精细、釉质润净、制作规整、品种多样，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精细讲究，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， 促进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。但是，由于官家的统治，又扼杀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家个性的张扬和发挥，成为了中国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的桎梏。景德镇人杰地灵，人才辈出，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败，皇家御窑厂的衰落，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，珠山八友就是其中技艺超群的代表人物。

珠山八友当时的名称是“月圆会”，就是御窑厂停烧以后部份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的高手。这里的“八友”分 别是：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、邓碧珊、毕伯涛、何许人、程意亭、刘雨岑。这其中江西人除外，王大凡、何许人和1904年出生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分别是徽州黟县、徽州歙县、和安徽太平（今黄山市黄山区）人。要再算上徐仲南、田鹤仙，珠山八友实则是十个人，这并不前后矛盾。正如“江西诗派”也并不全是“江西人”一样，“以味不以 形也”。月圆会“珠山八友”也可以是指一个画家群体，在绘画上他们追求清代中期“扬州八怪”的风骨。

年龄最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，比年龄最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(刘雨岑生于1904年)，可以说珠山八友在中国景德镇陶瓷艺坛活跃了近百年。这个时期中国民族正处于"国破家亡，匹夫有责"的动荡时代，珠山八友在继承我国优秀景德镇陶瓷传统的基础上，汲取民间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营养，以扬州八怪为典范，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，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，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，投入瓷艺创作， 冲破明清官窑的藩篱，像一股清泉，一泄而下，不可遏止。如王崎在瓷器上面人物，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，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，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。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，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景德镇陶瓷艺人。邓碧珊是第一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。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，以国画的泼墨法，在瓷器上绘山水，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，给景德镇陶瓷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。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，创"水点"技法，在景德镇陶瓷粉彩艺术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主席专用瓷，被誉为当代官窑。

“珠山八友”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。虽然学术界对八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，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很重要。就像我们对待“扬州八怪”的态度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可以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，去实实在在的看看他们的作品。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。在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、程意亭、邓碧珊、刘雨岑、徐仲南、田鹤仙、毕伯涛、何许人等人中，我们发现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共同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韵，也是他们使得我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一些自信。

珠山八友瓷版画成交价格参考：

王琦-粉彩《瞎争图》瓷板，尺寸45×26厘米，128.8万元

王琦-粉彩瓷板《渔翁图》241.5万元

王大凡一件《黄山四千仞》瓷板780万元

王大凡粉彩瓷板《禹王治水图》920万元

王大凡-粉彩《出浴图》屏风，尺寸32×22厘米，101万元

汪野亭-粉彩山水瓷板一套，尺寸72×8.5厘米，275万元

邓碧珊-粉彩鱼藻瓷板一对，尺寸32×21厘米，63万元

毕伯涛-粉彩芙蓉翠鸟瓷板，尺寸为39×26厘米，103万元

何许人-《孤山放鹤》瓷板，尺寸41×27厘米，124.2万元

程意亭-粉彩花鸟瓷板，尺寸41×27厘米，137万元

刘雨岑-粉彩《大吉图》瓷板，尺寸为38 ×25厘米，176万元

徐仲南-粉彩《苍松图》瓷板，尺寸43×29.5厘米，97万元

田鹤仙-粉彩梅花瓷板，尺寸38×24.5厘米，80.5万元

“珠山八友”是一个文化现象，这种现象在陶瓷史上是鲜见的，在中国绘画史上却是相当普遍的———“画派”现象。“珠山八友”的出现是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。在明清以前的陶瓷文化情境中，陶瓷工匠的任务是为统治阶级服务，身份和创作没有自主性，也没有结社的自然条件，他们的身份就像是受雇者。时序发展到近代，陶瓷工匠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，于是他们就像其他文人一样具备了形成艺术雅集或艺术社团的条件。他们往往有共同的志趣或人生目的。就像王大凡在《珠山八友雅集图》中表述的一样：道义相交信有因，珠山结社志图新。翎毛山水梅兼竹，花卉鱼虫兽与人。画法唯宗南北派，作风不让东西邻。聊得此幅留鸿爪，只当吾侪自写真。这种带有自娱意味的直抒胸臆，让人看到了无奈，也看到了景德镇瓷业的危机局面。

瓷板画出现在明代中期，几百年来，它在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边缘获得了发展空间。特别是民国初期的“珠山八友”，他们以瓷入画，用胎作纸在瓷板上彩绘，创造了秀美而大气、宁淡而悠远的新粉彩。粉彩瓷板画汲取了中国画的营养，所绘形象无不栩栩如生，精美绝伦，将中国的陶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。

清末民国瓷器大热，珠山八友瓷板画市价甚至堪比清末官窑，动辄十数万元至数十万元，而市场仿品充斥，价格仅以千元计。连民国小名家瓷板画也因成本低、销路好而被卷入仿品市场。收藏行家告诫普通收藏者，不要对捡漏仍心存侥幸，特别是谨慎对待自己的第一件藏品，以免收藏标准被扭曲。

在历史上，瓷板画的艺术地位几度起落，到清中后期，业界发现元黄公望的浅绛白工艺适合瓷板画的表达，因此出现了以程门、金品卿、王少维为代表的“新派艺术瓷器”，后来这种“新派艺术瓷器”被称为“浅绛彩瓷器”。2008年10月，程门的浅绛彩瓷板（43×32cm）、金品卿的浅绛彩花鸟瓷板（39×27cm）、王少维的浅绛彩山水瓷板（32×43cm）三件一起拍出50.6万元高价。

在新派艺术瓷器出现之后，瓷板画数量大增，艺术性大幅提高。清中后期，一批书画功底深厚的书画家介入了瓷器行列，并成为大名鼎鼎的“珠山八友”，刘雨岑就是其中之一。

近几年，“珠山八友”作品价格甚至比清末的官窑价格还要高，有市场人士认为，原因之一是“珠山八友”以群体出现，名气容易打造；也有人认为，与收藏者将眼光转移到瓷板画有关。

以广东地区为例，以前大多数家庭不喜欢在墙上打洞，不接受瓷板画，但是随着装饰手段的提高以及南方天气潮湿带来的书画保管难题，有的收藏者转而接受瓷板画，作为家中装饰挂赏之用。

不过收藏行家提醒收藏者，目前新瓷板画的价格都已极高，旧时名家之作更不可能以数千元甚至一两万元买得，不要对捡漏心存侥幸。

读者：我收藏了民国名家刘雨岑作品的瓷板画（见下图），请专家鉴定。

鉴定：从图片看，这件“刘雨岑瓷板画”是新仿之物，对比刘雨岑真品图可见，读者收藏之物画工粗劣，水平一般。刘雨岑师从潘陶宇、科班出身，特别是真品为刘雨岑的纸质画，可见其字体饱和秀美、雍容华贵，对比字体可看出真假作品的区别；其次，民国时期与现代的颜料有天壤之别，天然的颜料价格昂贵，一般的赝品不舍得投入高成本而用普通的化学颜料替代，对比颜色可知优劣。